作者简介
李焱，主任记者、作家、编剧。著有长篇小说《平安扣》《唐城兄弟》、纪实文学《新唐山 三十而立》、新闻专著《播火集》、40集电视剧《那座城这家人》、30集电视剧《青春如歌》、电影《战蝗》、文旅微短剧《寻爱唐山》等作品。曾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新闻奖、团中央五四新闻奖、河北省“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
作者感言：
为青春叙诗
写作长篇小说《青春如歌》过程中，鲁迅先生的那句诗“我以我血荐轩辕”经常萦绕在脑海。小说中的“文艺八路”，向战而行，为战而歌，把青春和生命献给了党的文艺事业，他们用一腔热血诠释了对中华民族的赤诚热爱和责任担当。我被他们的故事所感染，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召，怀着崇敬的心情写作，笔下流淌出的自然是深情和真爱。
生在唐山长在唐山的我，对冀东红色文化有着浓厚情结。抗战时期，我舅姥爷丁振军，时任冀热边第四地委专员和军分区政委，1944年在丰润杨家铺壮烈牺牲。很小时候，常常听姥姥讲她弟弟丁振军的故事，他的英雄事迹对我来说如雷贯耳，也为我埋下了崇尚八路军、崇尚革命先烈的种子。后来从事新闻工作，我也一直关注抗战题材，多次采访原唐山党史研究室主任、当年的小八路陈平，用新闻揭露侵华日军罪行，批驳右翼分子言行，多篇新闻稿被新华社等媒体采用，并获得河北好新闻奖。
六年前，在与冀东烈士纪念馆原馆长助理刘力勤大姐的交谈中，我第一次听到八路军冀东尖兵剧社的故事。大姐曾采访过健在的尖兵剧社成员，熟悉每一个烈士的故事。她时而为对敌斗争的胜利兴高采烈，时而为黄天烈士等“只差41天没见到抗战胜利”唏嘘不已……后来多次采访，我还是忍不住和大姐一起哭一起笑，沉浸在尖兵剧社的故事里。
阅读相关文献，我注意到“文艺八路”这一抗战时期特定的群体，在战胜敌人、启发民智、战胜愚昧的斗争中，他们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了解到，不只尖兵剧社，当年的晋察冀边区还活跃着20多个大型剧社，三千“文艺八路”把艺术交给大众，把青春献给人民，涌现了周巍峙、沙可夫、沙飞、雷烨、黄天、崔嵬、胡可、田间、劫夫、曹火星、田华、管桦等代表人物，新中国成立，不少人成为共和国文艺的中坚力量。而晋察冀的抗战文艺，有别于当时国统区的抗战文艺，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抗战。晋察冀边区是“新的人民的文艺”的发祥地，不仅“在政治上是最光明的地方，在文化上也是最先进的地方”（聂荣臻元帅语）。
使命感、责任感让我萌生创作冲动，决定开启这段历史，秉笔直书“文艺八路”的故事。我的创作选题得到宣传部和报社的大力支持。同时我也清楚，这是一项费时费力的浩大工程，为保证专心创作、心无旁骛，我辞去环网总监职位，甚至放弃高级职称评定，全力以赴，全身心投入。
我做了充分的案头工作，重点研读了“文艺八路”刘白羽、汪洋、胡可、张庚、王林、田华、刘燕瑾、孙犁、张学新、陈大远、王维汉等人的回忆录或日记，烈士黄天、今歌等人传记，购买了《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3卷）、《冀鲁豫边区文艺资料选编》（5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4卷）、《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3卷）、《晋察冀文艺丛书》（13卷）等200多种书籍史料。其中不乏稀缺的扫描及影印的文献资料，如《模范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日军的《宣抚班手册》《满蒙作战必备》等，以及反映晋察冀边区、革命戏剧运动等的音像资料，并整理出1937年至1949年晋察冀边区（包括冀东）重大历史事件、主要文艺活动并列出大事记详表。
另一方面，发挥记者优势，坚持走到、听到、看到，沿着当年“文艺八路”的足迹，到阜平、平山和冀东革命老区遵化、迁西、丰润等地采风，采访了10余位健在的老八路及后人，特别是与管桦之子鲍河阳、鲍洪阳，黄河之子黄贝、黄天烈士的外孙柳伟群等结下了深厚友谊。通过“三到”重拾革命记忆，感受红色激情，弥补相关知识的欠缺，而且搜集掌握了大量的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上，多次与抗战学者、专家沟通，听取意见和建议，确保尊重史实、主题正确。
《青春如歌》取材于真实的历史及人物。主人公黎明的原型之一是牺牲在冀东的黄天烈士。黄天1931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在校期间排演中外名剧，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陕北公学剧团团长、华北联大文工团团长、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文化科长、抗敌剧社副社长等职。1943年调冀察热辽军区任尖兵剧社社长。1945年7月4日在遵化杨家峪壮烈牺牲，时年37岁。另外，黎明到冀东生活、战斗的经历，参考了尖兵剧社成员刘大为、王维汉、管桦等人故事。女一号三丫头（柳青）的故事，部分取材于“文艺八路”、表演艺术家田华，她1940年参加八路军抗敌剧社，年仅12岁。三丫头戏班子生活则取材于表演艺术家郭兰英。郭兰英9岁卖给戏班子，1946年参加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开始从事新歌剧事业。另一位女主角肖竹，综合了进步文艺青年和“文艺八路”形象。有抗敌剧社女烈士方璧、“一二·九”运动发起人之一陆璀等人的影子。牺牲经过参考音乐家，原冀热辽军区尖兵剧社音乐队长今歌烈士的故事。今歌和黄天同日在遵化县杨家峪战斗中牺牲。
以若干真实历史人物原型集于角色一身，人物有了，故事也就顺理成章。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我将故事聚焦到一个人、一支文艺小分队，确定了主线——一心怀揣“做中国的易卜生”梦想的文艺青年黎明，在战火硝烟中，逐渐褪去文艺青年的小情小调，找到了文艺创作的方向，最终成长为一名党的文艺战士和革命文艺的领导者。
有人说这是第一部将晋察冀“文艺八路”作为文学作品主角讴歌的作品。六年中，我一直在摸索，如何讲好“文艺八路”的故事，如何将1936～1949年间重大历史史实艺术性地加以呈现。写作上，我偏爱现实主义手法，全知视角。这是不少当代作家抛弃的写法，嫌过于传统，但我认为，如果使用得当无优劣之分。写作不是炫技，我反感“设计”痕迹过重，太有小说味道。仅仅作者自己爽，别人不爱读，没有任何意义。而写剧本的历练，让我时时刻刻把受众放在前面，用他们更容易接受的写法，讲述我要讲的故事，平实中见张力。我偏爱“硬度”叙事，追求辽阔和完整，避免鸡毛蒜皮和小家子气。虽然部分文字略显粗粝，有新闻体、纪实风格，但我觉得这与抗战题材毫无违和感。
这么多年，写抗战题材的小说汗牛充栋，不乏传奇故事和畅销书。这中间，我最欣赏老舍的《四世同堂》，那种从容不迫、娓娓道来的风格，那种“笔尖上能滴出血与泪来”的深刻。老舍承接托尔斯泰、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尔扎克等辉煌的写实传统，叙写了我们民族深重的灾难。老舍的深度还在于小说中的问题意识，沦陷区的人们为什么要“偷生”，为什么要“活下去”，为什么有人沉沦成了汉奸，而有些人抗战成了志士？这也就有了对历史、对人性的反思。在写作《青春如歌》中，我也试图将人性放置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中加以观照，虽然力所不逮，但毕竟努力做了尝试。当然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小说内容不得不压缩删改。但我认为，十四年抗战，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惨烈的一页，山河破碎，刻骨之痛，有苦难，有抗争，有流血，有胜利。如果没有这些内容，小说也会变得轻飘和轻浮。
我的另一个关注点是人情、人性。小说的男主黎明，是一个三四十年代的戏痴、情痴，是忠诚于事业和爱情的文艺青年。围绕他，我设计了四个各有特点的女性：
三丫头：横竖不搭的土妹妹，一朵肆意绽放的野花，性格倔强，敢爱敢恨。肖竹牺牲后，走入黎明的生活。代表了善良与纯真。
肖竹：知识女性，志同道合的革命恋人。有着革命者的觉悟和自制力，为了抗战牺牲小我。代表了知性与信仰。
洪樱桃：天生丽质，大户人家骄奢女，为了感情不管不顾，最后为爱感召，默默抚养革命者黎明的后代。代表了任性与觉醒。
李小婉：外向奔放，爱情至上，是八路军队伍中的新女性，但最后不得不选择革命婚姻。代表自我与爱情。
围绕黎明的四个女人，形成人格需求上的层次、差异和互补，最终来协助主人公一同完成主题的阐释。这些都有助于表现他对爱情的忠贞，人物形象得以丰满，对主题起到烘托作用，也使黎明有了人物成长弧线——由小情小调的文艺青年，变身为向战而歌、勇敢无畏的“文艺八路”，可以说，内心成长和爱情熏陶是重要一环。遗憾的是，最后因“儿女情多”删改了李小婉追黎明被拒的情节，变成单纯的同志情谊。
写作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但这种美好，却与逍遥和闲适无缘。党报记者职业特点，使得我钟情于主旋律，总是希望作品更深刻，更有力量，也更有价值。也正因此，一度不被市场看好。小说的前身——30集电视剧在即将投拍之际，投资方突然放弃，胎死腹中。六年时间，各种干扰，身心交瘁，我数次几近放弃，但最终使命感责任感以及来自朋友的鼓励，让我重拾旧稿，再度写作。在最艰难的时候，刘力勤大姐和研究冀东抗战的王建忠老师，陪我一同走进杨家峪，采访当年护送黄天烈士遗体的老人，听他讲述当年的故事。我们走在狭窄的村街上，伫立在盛夏郁郁葱葱的山坳里，体会着当年的枪声炮火，感受着先辈与日伪的浴血厮杀。我们互相鼓劲，一定要把小说写出来，把“文艺八路”的故事讲出来，以此告慰先烈在天之灵。我说写作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就在于克服了无数困难，最终讲出要讲的故事，在叩问灵魂、震撼人心中，得到了精神的净化。
小说聚焦炮火硝烟中朝气蓬勃的文艺青年，他们的情感与成长以及属于那个特定年代的“时尚”，也倾注了我对他们的热爱。在冀东烈士陵园，面对黄天烈士英俊的遗像，我想：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在驱使着富家子弟，名校毕业生投身抗战，把一腔热血洒在冀东陌生的土地上？我把这种追问凝聚在字里行间，我寻找着答案，也把问题交给读者。
虽然《青春如歌》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能在纪念中国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面世，是社会各界对《青春如歌》的认可，也是对一个作者最大的回报。
努力了，我无怨无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