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底色与文学表达
——浅谈记者生涯对李焱小说创作的影响
张秀山
记者出身的作家为数不少，像狄更斯、马克·吐温、海明威、加西亚·马尔克斯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从记者到作家，他们在“两栖”道路上艰苦跋涉，最终完成从“高原到高峰”的成功转型。
李焱是一名优秀的党报记者，从业28年，她不满足会议消息、经验报道，一面走进基层，讲述百姓故事；一面啃硬骨头，盯准重大主题，写了不少好稿，斩获中国新闻奖、团中央五四新闻奖等多个奖项，成了报社拿奖专业户。盛名之下，也有苦恼，她曾向我吐槽：新闻囿于事实，限于时效，常不能尽抒胸臆。但正所谓歌不能尽意，则舞之蹈之，人到中年，李焱向着陌生领域开拓，这才有了长篇小说《唐城兄弟》（2010年）、长篇小说《平安扣》（2014年）和长篇小说《青春如歌》（2025年）。
人们常说“新闻结束的地方，就是文学的开始”，李焱亦如此。在她的这些作品中，时时显露出职业生涯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发现：敏锐的社会洞察力
论及记者必备的能力，我首推发现能力。记者是发现的高手，看见人所未见，精准捕捉信息背后的本质。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敏锐的社会洞察力，对政策的精准解读，并深刻地读懂中国。李焱这方面得天独厚，佳作频频。给同事的感觉，她就像一根警觉的天线，一刻不停地运转着，唐山发生的新闻，很难逃过她的视野。
“文艺八路”作为抗战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仅晋察冀边区就要三千之多，他们以“艺术是我们的枪，舞台是我们的战场”为信念，通过活报剧、话剧、歌曲等形式鼓舞士气、动员群众、打击敌人。他们创作了众多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涌现出不少杰出的艺术家。但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却几乎被文艺作品所遗忘，无论小说还是影视剧，都少有“文艺八路”的形象，更不要说以他们为主角，为他们树碑立传。为什么李焱能发现“文艺八路”这个群体，并决定写入小说？据她讲，是在听一位朋友讲述八路军冀东尖兵剧社的故事，深受触动，进而萌生创作冲动的。看似偶然发现，其实是必然结果。
一是李焱始终关注抗战，下过深功夫。早在20年前，在唐山劳动日报外宣部当记者的李焱，就注意到中日友好关系一直伴随着杂音，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美化战争言论一直没有停歇过。她开始关注着东瀛岛国，不断与专家学者交流，把报道重点放在揭露侵华日军罪行，用新闻事实批驳右翼分子言行上。仅2005年她就在新华社发了《河北发现60年前日本发放的中国劳工“劳工证”》《国内首次发现侵华日军用“慰安券”》《警惕日本正在急剧右倾化》等多篇独家新闻。作为党报记者，李焱偏爱大稿，善于驾驭大题材。我印象最深的，是她发表于2005年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的长篇通讯《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立意深，视野广，大家拍案叫绝。可以说是朋友提供的故事，点燃了李焱的创作灵感。
“发现”的第二层意思是，作家必须独具慧眼。生活中有很多从人们身边滑过的素材，作家得有本事分辨出它们的创作价值来。李焱就有这方面的天赋。关于抗战题材，这些年吃干榨净，正面战场，敌后战场，隐蔽战线……李焱发现了“文艺八路”，以小见大，独辟蹊径。但仅此还不够，她在研读史料时，发现了日军宣抚班的记载。在日寇对华侵略中，宣抚班起着飞机大炮所起不到的作用。他们从事反动宣传，奴化教育，笼络人心，从而达到欺骗、麻痹中国人，掩盖其侵略罪行的目的。而“文艺八路”和宣抚班及后来接替宣抚班职能的伪新民会的较量，就成了小说最有意思的看点，从始至终，扣人心弦。
李焱在案头工作中发现，我方的宣传战也不是百战百胜，八路军也在不断总结经验，采取灵活有效的针对性措施。战后由日本防卫厅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一书记述，1940年秋，日军大本营在对中共对敌新闻宣传做了系统研究后，不得不承认这种宣传越来越巧妙，而他们略输一筹。原来，八路军宣传部门不断研究日军的战场心理。他们通过查看日军的信件、日记，与日军俘虏进行交流，得知大部分日军出身贫苦，来华作战多是由于受到日本军阀的欺骗或是强制性驱使，天长日久逐渐产生了厌战、怠战情绪。经过调查研究，八路军决心通过具有感染力的宣传攻破日本士兵的心理防线，由此削弱敌人的战斗力。这在小说中也有体现，被俘的日军宣抚官岛田，后来加入反战同盟，和黎明一道对日军开展攻心战。
写实：“无一字无来处”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记者必须立足事实，但作家需要虚构，需要想象力。两者看似矛盾，其实并非水火不容。“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就是作家把握的一个原则，坚守重大史实与灵活处理细节的结合。为保证“大事不虚”，李焱可谓殚精竭虑，她参考多种书籍材料，专门为创造小说撰写了“晋察冀和冀东抗战文艺大事记”。仅1945年，就涉及冀东八路对日满军作战、冀热边区召开群英大会、尖兵剧社创作歌剧《地狱与人间》、打败了希特勒、黄天、今歌等在杨家峪壮烈牺牲、日本无条件投降、冀东我军挺进东北等，这些在小说中都有生动的表现。
小说要让人觉得真实可信，选材必须真实，经得住推敲，特别是涉及地理环境、历史、人物形象等，更要讲究真实性。李焱曾沿着当年“文艺八路”的足迹，到阜平、平山和遵化、迁西、丰润等革命老区采风，对家乡唐山地理环境、风俗民情等，她更是了如指掌。与以往小说中，用“唐城”代指唐山不同，在《青春如歌》中，李焱第一次将家乡地名写入小说，我们随处可以看到老唐山生活化的场景。诸如街景，饭庄，煤矿，纱厂，剧院……如临其境。试举几个例子：
“戏园子四个大吊扇呼呼地转着，观众坐得满坑满谷。茶房肩搭毛巾，拎着紫铜长嘴大水壶，在座位间穿梭往来。伴着‘夜深沉’音乐，虞姬边唱边舞，票友连声叫好。”
“灯光照着青石门柱上方‘裕丰纱厂’几个铁艺大字。欧式二层小楼亮着灯，股东会正连夜举行，或洋装或长衫的股东围着条桌而坐。车间里织布梭子和挡板碰撞发出的当当声清晰可闻。”
民国老唐山的氛围跃然纸上。
细节是小说的生命力，真实离不开细节的准确。如：
“他掏出‘老刀牌’香烟，自己拿了一支，而后递给洪其深：‘我知道你也是为裕丰好，办实业嘛，我容得下不同声音，也欢迎股东们监督。’一张画片从烟盒里掉出来，洪其深俯身捡起，是随烟赠送的‘三国演义’连环画。黎广达一指画片：‘三英战吕布’。哎，这次咱们股东是绑在一起，迎战酒井这个共同敌人了。”
李焱认识不少藏家，见过“老刀牌”香烟烟盒。这个细节顺手拈来，用“三国演义”连环画片暗喻黎、洪分道扬镳。
宋代黄庭坚在《答洪驹父书》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这话用在小说里，就是在创作小说时，背景细节的考据至关重要。许多时候，我们惊叹于作家在描绘职业或年代背景时的真实度，这源于他们对相关行业的深入了解和广泛阅读。李焱在展现真实性方面，就得益于她对细节的严谨考据和丰富的文献资料支持。例如，为了真实还原日军宣抚班的伪善面目和口是心非，她不仅翻阅大量资料，还复印了当年书籍报纸，这才有书中出现的“宣抚班是帮助人民做事的”“爱护国家就当爱护铁路”等日伪标语。因为有这些打底，洪树才当汉奸在宣抚班的首秀，演讲也非常接地气：
“皇军荣耀的战果，我就不一一列举了。这里，我要讲讲为什么要爱护铁路。假使你们上街到铺子里去买白面，价钱非常贵，掌柜的一定说，因为来源不多，所以价钱贵。缺乏油盐的店铺也不少，就算有也不便宜。那么你们一定问：怎么物价这么贵了呢？这是因为匪贼破坏了铁路，日常必需的东西，都不能及时运到。还有，远方的亲戚朋友音讯隔绝，报纸杂志也看不到，本来坐火车一个钟头可到的地方，也要舟车劳顿一天才能到，能不让人着急吗？你们说，该不该大家一起来爱路护路啊？”
洪树才唠嗑似地演讲，比正儿八经的宣传更能蛊惑人心，因而得到铃木一郎的赏识，也为后来他与黎明的冲突、斗争留下铺垫。
深刻：历史褶皱中的个体抉择
长篇小说因为文字多，时间尺度大，人物繁多，历史的强力介入而显出分量，但厚并不代表深刻。李焱在创作中，注重历史褶皱中的个体抉择，精选了1936—1949年的时间跨度，精准捕捉了中国现代史上最剧烈的社会转型。小说通过“拖尸陋习取缔－话剧启蒙－抗战爆发－边区改造”四阶段叙事，将知识分子的精神成长史与民族救亡史形成镜像关系。黎明从排演《娜拉》追求个人解放，到创作《英子》服务群众需求，到重返舞台塑造老社长形象，其艺术观的转变隐喻着五四启蒙话语向延安文艺路线的历史演进。特别值得注意的，小说背景“北平－边区－冀东”的空间位移，构成知识分子“逃离－融入－重构”的三重奏。
采写新闻时李焱偏爱大稿，写小说也喜欢大部头。但不管新闻还是文学创作，她都把写人放在首位。她写作时的力求“深刻”也体现在人物塑造上，强调对抗性人物的关系。如黎明与洪树才就互为镜像，两人分别代表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两种道路：前者经历“艺术至上→为兵服务→敌后战斗”的升华，后者完成“留学生→汉奸→战争机器”的异化。铃木一郎作为第三方势力，将这种对抗延伸至文化殖民维度。肖竹对黎明的政治救赎（引入革命），老社长对黎明的艺术救赎（转化形式），吴森和三丫头对黎明的生命救赎（战场支撑），三重救赎关系的辩证，又增加了小说的看头和思辨性。
小说的“深刻”还在于，李焱不是单纯写青春的复杂性与矛盾性，而是置于国破家亡的背景下。作品不仅展现青春的热血、激情与梦想，也揭示了其背后的迷茫、孤独与挣扎。青春并非单一的“美好”，而是充满成长阵痛的蜕变过程，读之让人为之触动，感慨不已。
由李焱的长篇新作，可以看出新闻采写对小说创作的加分，而文学实践也反哺新闻写作，让她思索如何摆脱“宣传味”。我想到，新闻和文学，两者相得益彰，李焱从中深深受益。从业这么多年，李焱不满足，不懈怠，始终处于最佳状态，生活给了她一颗总能被生活之火点燃的心，因而佳作频频，并且以三部长篇小说的实践，实现了从记录者到创造者的跨越。
（张秀山，唐山劳动日报社社长，高级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