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烽火中听见那不朽的青春之歌

——读《青春如歌》有感

刘力勤

初读《青春如歌》时，窗外正落着细雨，书页间却仿佛传来炮火与歌声交织的回响。合上书页的那一刻，黄天、今歌等烈士的身影在眼前愈发清晰——他们不是史书里冰冷的名字，而是一群用琴弦作枪、以剧本为盾的抗战文艺战士。这部作品之所以能让尘封的历史焕发生机，与作者李焱背后那段浸透着真诚与执着的创作历程密不可分。而我作为曾与她并肩触摸历史的同路人，更能体会其中沉甸甸的分量。

我与李焱的缘分，恰因这段共同的历史关切而起。早在2004年，我参与历史丛书《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编辑工作时，便见过她的文字——一篇访谈文章写得扎实恳切。主编陈平老师说，这是《唐山劳动日报》一位很有潜力的年轻女记者。十余年后我们真正熟识时，她已从记者成长为高产作家，《平安扣》《唐城兄弟》《播火集》等作品相继问世，她编剧的电视连续剧《那座城这家人》更是获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我们俩共同的话题，是尖兵剧社。

在以往的工作中，我曾为撰写冀东烈士陵园纪念馆的黄天和今歌两位烈士的传记以及冀东抗战文艺的有关论文，采访过章文龙、郭维、石岚、汪洋、刘佳、胡朋、胡可、郭东俊、王维汉、管桦、刘大为、张君如、林野等当年陕北公学、抗敌剧社以及尖兵剧社的二十几位国内著名艺术家，以及周巍峙、白文治、徐淡庐、徐信、丁志刚等身居高职的领导，听他们亲自讲述与两位烈士生前的交往和奋斗经历。两位烈士高尚的人格，精湛的艺术造诣，以及为抗战文艺献身的精神，常常感动着我们俩。

那些日子，伴随着淡淡的茶香，我们常常对着史料促膝长谈。那些带着硝烟味的细节——黄天如何用活报剧揭穿敌伪阴谋，今歌怎样在油灯下写就冀东第一部抗战歌剧，剧社成员如何背着乐器在枪林弹雨中行军——都成了我们反复咀嚼的素材。李焱总是拿着笔，把我口述的细节一一记下，遇到模糊处便追根究底，直到弄清楚为止。我们为文艺八路战胜日伪宣传、赢得民心而高兴，又为烈士们“只差41天没见到抗战胜利”的遗憾而落泪。

或许正是这种“共同在场”的经历，让李焱的创作有了区别于普通历史题材的温度。从2019年策划到现在出版，整整六年，她像一位虔诚的工匠打磨着这部作品。我知道她为了还原尖兵剧社1943年以“二〇三部队”为代号成立的细节，曾三赴迁西的西水峪村寻访旧址；为了写好“百团大战”"中用《松花江上》唱降伪军的场景，她翻遍了当年的战地日记，甚至找到音乐研究者考证歌曲的流传时间线。那些我曾亲历的访谈片段，在她笔下化作了有血有肉的情节：黎明初到剧社时的不适和隔膜，恰是老战士们回忆中“知识分子下乡第一课”的再现；黎明、肖竹等深入“无人区”和“人圈”体验生活，把衣服、粮食留给百姓的细节，正源于烈士战友的回忆。

李焱的创作智慧，在于她从不用史料堆砌故事，而是以文学的笔触让历史“呼吸”。作为记者，她保留了对真实的敬畏——小说中前哨剧社制定适合冀东恶劣环境的规章制度，学习游击战术等细节，与我掌握的尖兵剧社史料完全吻合；作为作家，她又赋予历史以情感的厚度——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剧社成员抱头痛哭的场景，没有刻意煽情，却让我想起采访时身居高职的抗战前辈们哽咽的那句“他们就差41天啊”。这种在真实与艺术间的精准拿捏，让作品跳出了“记录”的范畴，成为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如今重读《青春如歌》，看到的不仅是烽火中的文艺战歌，更是一位写作者对历史的虔诚。那些我们共同切磋核对过的细节、为烈士落过的泪，都化作了书页间的温度。当书中文艺八路一曲《松花江上》唱降伪军时，当黎明最终战胜自我，以老社长的形象重新出现在舞台上时，我仿佛看见黄天、今歌的身影在文字里重生。我忽然懂得，李焱的创作何尝不是另一种纪念——她用六年光阴，让那些在杨家峪战斗中倒下的战士，重新站起来，在文字里永远年轻。

合上书页，窗外的雨已停。或许这就是历史书写的意义：不是把往事封存在档案里，而是让那些值得铭记的青春，在文字中永远歌唱。而李焱用这部作品告诉我们，有些故事，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倾听、去传递。

（刘力勤 文史专家，原冀东烈士纪念馆馆长助理）